沈彬：邓玉娇的文学合法性

樱木花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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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侠女”邓玉娇的文学合法性


沈彬/文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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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发表于《东方早报》、《新快报》5月21日

湖北巴东的邓玉娇刀刺污辱她的官员案，还在舆论空间里发酵。除了网上一贯对弱势方邓女的同情、声援之外，邓还被网民冠以“贞女”、“烈女”、“侠女”的名号，甚至写出一篇篇回肠荡气的诗词赞其“贞烈”——“砰然门破更何因？击破秋池水月心”、“官人善自珍格调，妾身非比卖笑娘”、“燕赵悲歌动易水，越女长剑倒为轻”……


邓玉娇契合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想象——民女反抗胥吏欺凌的经典题材。比如脍炙人口的诗篇《羽林郎》、《陌上桑》都是讲官家冯子都仗势欺凌酒家女的，“昔有霍家奴，姓冯名子都。依倚将军势，调笑酒家胡”，罗敷女不畏强暴的正义形像深入人心。从美学、文学的角度看，邓反抗“官家”羞辱，拔刀相向，有着充分的合法性。

然则，这种文学想象中的“合法性”混淆了刑法意义上的“正当防卫”的合法性，跟现代法治有着话语权上的紧张。

首先，可以肯定邓贵大等人要求邓玉娇提供性服务，再用钱搧打邓，无疑是在羞辱这位社会地位卑微的女孩，但无论是邓官人们对其是“按倒在沙发上”还是“推坐”，这个行为本身不能证明邓官人们企图强奸，他们或许只是为了猥亵、羞辱邓，而且他们也没有其他相应的性侵犯的动作佐证强奸的犯意。仅以“按倒”或者“推坐”认定强奸，在刑法意义上是很难成立的。一如林嘉祥案中“掐脖子”、拖拉女孩的行为很难从法律上认定其猥亵幼女未遂。


其次，正当防卫的前提——正在遭受性侵犯存疑不论，按《刑法》第20条规定：对正在进行行凶、杀人、强奸、抢劫、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，采取防卫行为，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，不属于防卫过当，不负刑事责任。此即所谓的对强奸行为拥有“无限防卫权”。有人即以此条推论，邓玉娇为反抗“强奸”而杀人，属正当防卫，不构成犯罪。虽然学理上对该法条有着不同理解——“无限防卫权”是针对“严重危及人身安全”的强奸，还是只要是强奸都适用？但司法实践中一般倾向前者。从立法本意上说，“无限防卫权”应与犯罪危害性相匹配，不应该对所有的强奸、抢劫犯罪都有“无限防卫权”。
本案中，邓官人们“强奸”的场所不是深夜的荒郊野外，也并未手执凶器，且在邓玉娇的工作单位，现场还有她的同事，按常理很难推论说邓官人的“强奸”行为会“严重危及邓的人身安全”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邓玉娇执刀刺死一人，刺伤一人，似乎已经超出了“正当防卫”的边界，构成防卫过当，但应减轻或者免除刑事处罚。

撇开所谓的“忧郁症”不说，面对官人们的淫威，邓玉娇的杀人行为有着“文学上的合法性”，如果拍成电影，相信她也是一个令人同情、心酸的正面人物；但从法律上却属防卫过当了。文学上的合法性不能替代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。其实很多赞邓侠女者，只是拿别人的悲剧，浇自己的胸中块垒。
在另一方面，这种民女抗暴的正当性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，中国自唐律一直到《大清律例》都规定，官员奸污管治之下的女性，都是加重处罚的。但中国目前个别公务员“淫威”正炽，嫖宿幼女、潜规则女下属如此种种，民愤极大。邓玉娇事件自然成了一种正义的“符号”。

舆论对于民女抗暴的文学合法性的认同，是一个信号——中国的法治远未让群众满意。